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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”

2000-12-06 来源:中华读书报  我有话说

刚刚收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请柬,邀我参加本月七日举行的《卞之琳文集》首发式及学术讨论会。我很高兴地答应了。想好要带三样东西去:一束盛开的鲜花,表示祝贺;一本1940年初版本卞之琳著《慰劳信集》,是一位教授家中失火,教授从火中抢救出来又转赠于我的,书上印着昆明同仁街明日社出版部,用上等道林纸印50册,此其一。卞老自己也未必有了;还有一张照片,是前年春节我去看望他,在他家中照的,卞老着围裙、戴套袖,坐在一张木桌前,活像一个个体饭馆的老板,而且是个南方老板,全然没有诗人高雅的样子,很生活化。这三样东西,我想他会乐意接受的。

今天是12月2日,离开会还有五天。晚上八点钟,突然接到晓风从报社打来的电话,告诉我“卞老今天早晨走了”。怎么可能呢?这消息太突然了。《卞之琳文集》的出版,无疑是学界的一件喜事、大事,也是送给卞老90岁生日的最好礼物,他的朋友、同事、学生、家人和广大的读者无不以喜悦的心情期待这次研讨会的召开,听说还有从国外赶来的朋友。晓风的电话就像给我带来了“雪意”和冰凉,让人想到卞老的名句“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”,大家的心情顿时变成悲痛和惋惜。我拔通了给青乔的电话后,证实了这消息是真的。青乔说:“爸爸不同意做寿。但他说,与其大家来看我,不如我去看大家。还说,开会的事别忘了告诉李岫。”我听后心里更加难过。

1930年前后,三个有志青年先后迈进了汉花园——当时北京大学所在地。这就是哲学系的何其芳、外文系的卞之琳和李广田。三人中以我的父亲李广田最年长。他们几乎同时在戴望舒主编的《现代》上发表诗作。后来,卞之琳把三人的诗合编为一集,题名《汉园集》,1934年交商务印书馆,1936年出版,属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。卞之琳在“题记”中写道:

这是广田、其芳和我自己四五

年来所作诗的结集,我们并不以为

这些小玩意自成一派,只是平时接

触的机会较多,所写的东西彼此感

到亲切,为自己和朋友们看起来方

便起见,所以搁在一起了。我们一

块读书的地方叫“汉花园”……于

是乎《汉园集》。

的确,他们的诗风完全不同,日后的发展也完全不一样,但他们以诗成友,保持着终生的友情,被文学史家称为“汉园三诗人”。

大学毕业后,我的父亲到济南教书,卞之琳到青岛海边埋头译书,他们曾同登泰山,同游泰安城。那时我母亲在泰安教书。抗战爆发后,我的父亲带领学生流亡南下,驻足四川罗江。卞之琳也经过一段流亡生活,和沙汀访问了延安后,到罗江来和父亲团聚。之后他们又一起到了昆明,共同在西南联大任教。那时我还很小,但开始记事了,开始认得这位卞伯伯。他一天到冯至先生家去,一天到我们家来,轮流着,说着他的家乡话,快速的,滔滔地,好像只他一个人说。我和冯姚平都觉得这个卞伯伯风度翩翩,挺洋气,像个诗人,小孩子的眼里觉得诗人就该是这样的。我的父亲老穿个蓝布大褂,怎么能写出诗来呢?截止在昆明的时期,卞之琳已出版了《三秋草》、《鱼目集》、《汉园集》、《慰劳信集》等,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,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。父亲于1942年在《诗的艺术》一书中用了三万多字的篇幅讨论并评价了老朋友卞之琳的诗,属于早期评价卞之琳的诗论之一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卞之琳诗歌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。上个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的“荣事达杯”电视主持人大赛,竟选用卞之琳早年的诗《断章》作考题,足见人们对诗人的爱戴。

抗战胜利后,卞伯伯和我们一家又都回到了北方。他和我父亲都在南开大学任教,都住在西柏树村,一箭之遥,天天见面。卞伯伯抽烟很厉害,小孩子的我则热衷于吃榛子。一天,西柏树村的小卖部着火了,大家去救火,卞伯伯对我说:“早知它着火,你去抢榛子,我去抢香烟,那多好!”我心想,这个严肃的大诗人(父亲称他“卞大诗人”)真逗。不久,内战重开,形势日紧,卞伯伯应邀旅居英国,父亲转至清华大学任教。再次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了,卞伯伯在《李广田散文选·序》中说,“重新在清华园相见,欣喜之余,不胜沧桑之感”。这期间,他出版了译作《西窗集》、斯特莱基的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、《阿左林小集》、纪德的《新的粮食》、《浪子回头集》、《窄门》、衣修伍德的《紫罗兰姑娘》、贡思当的《阿尔道夫》等。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,不少人既是作家也是翻译家。鲁迅、茅盾等自不在话下,三十年代以后,涌现了巴金、冯至、李健吾、徐志摩、梁遇春等,卞之琳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自己的创作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,他们又把西方文学译介给中国读者,缩短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。新文学的发展,一是继承本国文学的优良传统,一是汲取异域的营养,这是两翼,缺一不可。文学的现代化是离不开这两翼的。卞之琳在解放后又出版了《英国诗选》、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,他是诗人、作家,也是杰出的翻译家,是无愧于“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”的称号的。

卞之琳也是优秀的评论家、批评家。他主张严正的文学批评,提倡科学的事实求是的学风。他是这么主张的,也是这么实践的。80年代初,我编选《李广田诗选》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,选目的确定、对诗的评价,绝不因为是老朋友,他就“任人唯亲”,就胡乱吹捧,他主张严格、少而精。他赞成早年的《行云集》全收,因为它“最为圆熟”;而晚年的《春城集》收三、五首就行了,因为“就韵味论,后来未必居上”,还说“我敢信广田如还在,自己也不愿意选存更多”(见诗选序)。最后的编定就是按他的意见做的。这种批评精神,正是当年文坛所最缺乏的,也是最值得我们提倡的。

记得我母亲在云南版《李广田散文选》后记中说:“之琳在百忙中为这本选集写了序言,他是目前健在的《汉园集》的唯一作者了!言下不胜‘黄垆之思’!”而今,汉园三诗人都走了,“视此虽近,邈若山河”,三十年代闪耀在北国诗坛的三颗星辰都殒落了。斯人已逝,风范犹存。我相信,卞伯伯虽然离开了我们,他的人格、他的著作将永驻人间。

 2000年12月2日

著名诗人、翻译家卞之琳逝世

本报讯 著名诗人、翻译家卞之琳12月2日上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,享年90岁。

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生于江苏省海门县。在家乡读小学、初中。1927年,到上海浦东中学读高中。1929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,1933年毕业,参与《水星》编辑工作。1935年东渡日本,同年回国,在山东济南教中学。1937年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。1938年到延安,在鲁迅艺术学院短期任教。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,1943年任副教授,1946年任教授。1947年到英国牛津大学任“旅居研究员”。1949年回国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。195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学术委员会委员、《世界文学》编委,《诗刊》编委,并先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、名誉理事、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等职。是诗人兼诗歌理论家,又是翻译家兼外国文学研究家。著有《布莱希特印象记》(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)、《人与诗:忆旧说新》(三联书店1984年)、《莎士比亚悲剧论痕》(三联书店1989年)等理论批评著作及论文多篇,还有《鱼目集》(文化生活出版社,1935年)、《汉园集》(与人合著,商务印书馆)等九部诗集、两部散文集、一部长篇小说。译有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、《哈姆雷特》等外国文学著作十三种。在50年代曾提出“白话新体诗”格律化的主张,不赞成盲目抬高新民歌的地位。主张外国诗歌翻译不但要忠于内容,而且要忠于形式。对莎士比亚和布莱希特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。

据悉,卞之琳先生的追悼会将于12月8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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